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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经济学思考

2020-10-26 10:20:58来源:李晓东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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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区域内部的经济势差较大,作为经济后发地区,蚌埠市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势在必行,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所谓“融入”,本质上就是“参与分工”,利用好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区域的竞合发展。

本文转自:蚌埠日报

本文作者:李晓东(作者单位:市委办公室)

宏观经济运行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家庭、企业、政府、国外机构这“四类主体”在商品市场、要素市场、金融市场这“三个市场”内的活动总成。所有的交易都是在市场中进行的,有交易就会有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越高,生意也就越难做。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很多,但是市场的边界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约束变量。那么市场的边界由谁来决定呢?在没有政府角色介入的情况下,市场的边界由市场的规模决定,规模越大、边界越宽。但是,在政府因素介入后,很多本应一体化的市场被分割了,硬生生的被切成一块一块分割的市场,各个市场的边界之间存在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壁垒。

经济的发展,区域不均衡是常态,有势差的地方才会有资源的流动,一个经济体总是在不断的动态均衡中逐步实现生产率的整体优化提升的。所谓“一体化”就是开放市场,让要素资源无障碍地流动起来。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和约翰逊对“开放经济”做了很好的说明,指出其核心要义就是商品市场、金融市场、要素市场的开放。开放在形式上是一种制度安排,但本质上是人理念的解放。

开放和改革亦是一对“孪生”变量,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无不是用开放倒逼改革,实践证明,哪个地方开放的力度大,哪个地方改革的力度就大。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区域内部的经济势差较大,作为经济后发地区,蚌埠市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势在必行,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所谓“融入”,本质上就是“参与分工”,利用好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区域的竞合发展。

一、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是最容易开放的市场,但“谁家孩子谁家疼”,商品市场也是最容易被守着不放的市场。对于本地市场的保护,总能说出成百上千个看似很美的理由,但终究还是“远见”和“短见”的区别。保护本地产品在特定的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是从长远看,外面的产品进不来,货不能畅其流、物不能尽其用,本地企业“坐井观天”,落后挨打是早晚的事,历史已不厌其烦反复印证了这个道理。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必须构建有力有序的外部环境。

一是构建自由公平的交易环境。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而价格机制的本质是竞争机制。竞争机制是配置资源最好的机制。只有市场才能识别优劣,所有的好企业、好产品和一个区域的高均衡收入都是市场竞争倒逼出来的,别无他途。所以,保护落后产能就是保护落后。开放是充分竞争的母体,“妈宝男”是长不大的,不仅长不大,还可能会是个败家仔。竞争机制的培育最主要靠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自由、二是公平。自由就是让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都能进场交易,公平就是所有进场交易的企业都能在一个起跑线。所以,必须大力倡导“竞争中性”,国外和国内的企业一样竞争、国企和民企一样竞争、大企业和小企业一样竞争。

二是构建同业集聚的竞争环境。迈克尔?波特在“钻石模型”中把同业竞争作为锻造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核心一环。激烈的同业竞争可以最大限度的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使同业竞争的企业始终处于背水一战的状态,将更专注于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当然,不同的制度环境也会使形势趋向两极。《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指出,行业竞争程度对坏企业和好企业会产生完全相反的压力,业绩差的企业面临竞争压力时更容易堕入非法行贿的陷阱,而业绩好的企业面对竞争压力则会进一步的追加研发投入。当完善的制度环境堵住了非正常获取资源的路径,那么竞争机制会自动出清落后产能,使资源流向更高附加值的企业。从实践来看,所有竞争充分的行业都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竞争力的双提升。中国的白色家电是最早开放的领域,国外和国内的同类企业扎堆竞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打造了一批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和核心技术。与此相反,汽车产业一直开放程度不高,门半掩着,结果中国汽车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远远低于白色家电领域。

三是构建规范有序的法治环境。自由公平的交易环境和同业集聚的竞争环境都需要强大的外力作用来维护,这个外力就是完善的法治体系。首先要保护好知识产权,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规则。要探索建立长三角区域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和知识产权法院,这是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轨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其次要保护好竞争规则,激烈的竞争并不代表无序的竞争,否则“劣币驱除良币”,资源更容易错配、价格信号更容易错乱。核心就是一定要保证市场准入的口子不被人为干预,一定要保证产业补贴的票子不被随意滥发,一定要保证惩戒违规者的鞭子能打得结实。最后要保护好企业家精神,经济学家张维迎把市场经济概括为“价格+企业家”,如果说价格是市场机制的非人格化机制,企业家就是市场经济的人格化主体。必须建立完善的法治体系,保护好企业家的利益和企业家精神得以充分施展的宽松环境。

二、要素市场

要素市场是经济产出的原料市场,作为原料,它的可获得性是尤为重要的,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一定是要素流动最快的区域。区域竞合发展都是在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做文章,产品质量高是比较优势,价格低廉是比较优势;同样,要素质量高、要素价格低、要素获得便利也都是比较优势。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为持续发掘开放经济红利,需加快松绑要素快速流动的束缚因素。

一是逐步解放“人”的制约束缚。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这个模型指出,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一直持续到将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并出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止。中国目前有近3亿农民工,不能落户城区使得这3亿农民工的劳动寿命减少了一半,使本来就逐渐消减的人口红利又打了个折扣。这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城乡二元的户口制度,但是户口制度本没有错,错的是与户口相捆绑的福利体系。户口制度作为特定的历史阶段发展起来的制度安排,在社会治理方面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户口已严重羁绊“人”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已不可回避。中国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尖兵,长三角区域理应率先破冰,进一步拓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道,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新时期推进“夹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转变的重大举措。

二是逐步建构区域土地市场。我国土地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调整,但城乡土地二元结构长期并立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城乡土地拥有不同的配置方式,特别是农村土地市场化配置程度极低,以及土地增值收益在城乡间分配不均,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另外,区域之间的土地市场交易虽然在省域之间进行了几次试验,但基本上还是半封闭状态,构建区域统一、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十分必要。我国建设用地的指标是自上而下审批的,各省份每年的指标都有自己的盘子,土地自己不会“飞”,但是土地指标是可以交易的,完全可以“飞”起来。科斯有个著名的观点,“凡是政府管理的、有总量管制的公共资源,都可以进行市场化的交易,而市场化交易一定能让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如果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形成统一市场,人口净流出城市用不完的存量建设用地指标,就可以按竞争出的更高价卖给人口净流入城市,人口净流出地区可复垦为耕地的土地指标亦可再交易。长三角区域内的城市之间,人口净流入和净流出城市层次分明,完全有条件率先试验,建设一个区域统一的土地市场。

三是逐步积储高级生产要素。迈克尔?波特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是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则是指现代通讯、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高级生产要素对获得产业竞争优势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产业附加值越高的产业,对高级生产要素的需求越高。长三角区域与中西部区域存在显著的经济势差,与此同时,长三角区域内部各城市之间也存在经济势差,存在势差就会存在要素的甄选和流动。作为“雁阵结构”的头雁需要不遗余力的加大教育、科研,特别是基础科学的投入力度,让更多“从0到1”的原发性创新驱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作为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尾雁”,则要专注于本地区的优势产业,不断补缺通讯、信息、交通等发展要素,加大产业技术人才的吸储和培育,汇聚极具城市特色的、专业的高级生产要素,以备承接区域内的产业转移。

三、金融市场

金融的本质就是跨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交换,因为有了这个功能,企业家就敢借今天的钱投资明天。所以,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一点也不为过。长三角区域有***的金融中心,三省一市也全部设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如果让金融插上“自由”的翅膀,那么金融将再次释放前所未有的能量,推动下一轮的经济增长。

一是加快转变融资结构。2018年中国全社会新增融资中,83%是间接融资,即商业银行贷款和信托等机构提供的资金,17%是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里,又有一部分是企业债券等,约占10%。我们鼓励发展创新产业,但是如果融资结构不转变,仅靠政策补贴去推动,很难形成持续性。创新产业高度依赖资本市场,但是所有的创新型产业,一是财务数据较少,二是没有抵押资产,三是多数是没有政府担保的民营企业。而这些先天的缺陷很难让创新型企业进入目前的中国资本市场融资,所以国内大批互联网新兴产业巨头前往美股、港股上市也不足为怪。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绝不能“大脚穿小鞋”,必须深化融资结构改革,大力发展以注册制、退市制度为核心的资本市场。

二是加快调整信贷结构。长期以来,我国的融资结构是以银行体系为主的间接融资结构,而处于垄断地位的商业银行过分依赖存贷款利差带来的收益,与成熟市场国家银行业1%的利差相比,我国银行业的利差仍维持在2%—3%的水平,商业银行具有强烈的动机去扩张资产规模来套取由刚性兑付所带来的超额收益。但金融业的利润是从实体经济的利润中分拨出来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对于中长期信贷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而目前我国的债权融资结构畸形,短期债权比例过高,长期债权比例过低,融投资期限严重错配。短期债权融资比例过高,必然引发企业短贷长投,短贷长投又加剧了企业经营风险,“借新还旧”“拆东补西”,“影子银行”趁机推高杠杆,使资金成本畸高不下,加剧金融风险。所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了要深化融资结构改革,还要花大气力深化信贷结构改革,大幅提高中长期信贷占比,降低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比重,同时要优化信贷流向结构,减少低效项目占用资金比重。

三是优化外资配给结构。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引进的外资几乎等于全部工商业资产的30%,这也是中国进出口50%的推动力量,但金融业的外资只占中国300万亿元金融总资产的1.8%。去年,中央四部委相继出台了64条非常具体的金融开放性规则,在市场准入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黄奇帆预测到10年后,外资金融机构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将提升至10%左右。道理很简单,不管是内河还是外河,只要在境内流着的,都可以为我所用,关键是监管体系跟得上,国民待遇、一个标准。目前,长三角区域应该充分利用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机遇,在金融领域的开放方面先行一步,只要符合自贸区准入标准的,完全可以先大胆地请进来,毕竟,快行一步也是优势。

开放,无非是敞开大门,看一看先进的东西;改革,无非是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蚌埠市作为淮河流域和皖北地区“双中心”城市,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相对独特的产业比较优势,必须在新的政策机遇面前,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抢在人先,“天黑赶路、天亮进城”,实现更大的突破。

本文转自:蚌埠日报

本文作者:李晓东(作者单位:市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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